近日，市场有关央行再次加息的传闻日盛，那么，央行到底应不应该加息？一种观点认为，加息的条件已基本具备。长期的负利率水平会加剧通胀预期，因此，应通过加息这种有效的手段反通胀。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应该为当下严厉的信贷管制松绑，积极支持私人部门企业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，通过生产率的提高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，而不是外移导致通胀的扩散。

早在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，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明确表示，油价、电价上调之后，加大了通胀的压力，央行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。此番言论一出，市场自然排除了近期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，加大了对人民币升值及加息的预期。

上述预期显然不无道理。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，加剧了市场对通胀的担忧。其一，6月19日发改委宣布上调油价及电价，本已高企的PPI可能会继续冲高。其二，进口铁矿石基准价格最高上涨96.5%，意味着钢铁的生产成本会大幅度提高。其三，原油期货价格再次大涨，并首次突破140美元/桶大关。其四，全国范围内灾害性天气频发，粮食、蔬菜价格可能会出现反弹。

面对6月份可能走高的CPI，央行的选择自然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。众所周知，通胀一般分为成本型和货币型两种，前者与市场的过度需求有关，后者则表现为货币的过度供给，也就是所谓的流动性过剩。针对货币型通胀，央行往往会采取诸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、公开市场操作、信贷窗口指导等数量型工具，抑制货币投放的过快增长。而对于成本型通胀，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比较有限，基本上集中于加息及本币升值。人民币升值对缓解成本型通胀有积极作用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毕竟原油、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，要远远高于人民币升值的速度。加息则因对需求的抑制作用明显，往往成为世界各国应对通胀的政策首选。

究竟央行该如何选择呢？首先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不大。原因有三方面，其一，17.5%的存款准备金率已接近理论上限。根据监管要求，商业银行贷存比为75%，假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20%，仅5%的备付水平已经略显捉襟见肘。其二，反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令政策效果大打折扣。年内央行先后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，回收流动性约2.3万亿元，但前5月人民币存款就增加了4.17万亿元。其三，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令中小银行不堪重负。

其次，未来通胀压力主要表现为成本推动。5月份，M2同比增速再次反弹至18.07%，反映了货币型通胀的压力在逐步加大。其中，外汇占款过多成为主要推动因素。截至5月底，我国外汇储备为1.797万亿美元，较年初增长约2600亿美元，即便是以6.9的汇率水平计算，新增人民币的投放规模也接近1.8万亿元。6月7日，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，目的就是对冲货币型通胀的压力。

外汇储备继4月份创下750亿美元的单月增幅后，5月份回落至403亿美元，暗示热钱流入有放缓迹象。根据“热钱=外汇储备-贸易顺差-FDI”计算，一季度热钱规模大致在850亿美元，4月份为502亿美元，5月份则降至约120亿美元。而热钱流入趋缓，除了加强监管的因素外，更多的是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担忧。6月份以来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持续走高，但对欧元汇率却基本保持稳定。

由此可见，加息似乎已成为央行无奈之举。可为何又迟迟不见动静呢？央行的担忧无非集中于两个方面，其一是加息可能无效。6月25日，美联储议息会议宣布，维持2%的市场基准利率不变，市场加息预期落空。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之前，加息可能会导致热钱的加速流入，货币型通胀必然会再次抬头。其二，是对经济增长不利。过高的利息支出负担，会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，经济增长有可能会放缓。

事实上，加息的条件已基本具备。首先，美国维持基准利率不变，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加息，只不过在经济增长与反通胀之间，暂时优先选择了经济增长。其次，同为“金砖四国”的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，均已不同幅度加息应对通胀。再次，1月—5月份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20.9%，表明在货币紧缩背景下，经济依然保持了较快增长。此外，长期的负利率水平，无疑会加剧通胀预期，刺激居民消费及企业投资，并不利于缓解通胀压力。因此，即便是牺牲一点点经济增速，以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手段反通胀，加息又有何不可呢？